中国城镇化原动力是对外开放培养箱
2022-09-30 13:17:41 闽鸿五金网
中国城镇化原动力是“对外开放”
中国城镇化原动力是“对外开放”2013-03-29 22:28:34 来源：徐斌博客分享到：
上面那么多票据，你不要想当然认为很可笑，当年没有这些，你可能要饿死，事实上，只有这些票据从中国人生活中逐步消失得时候，城镇化进程才有可能开始的……
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进程的动力，大家都异口同声，是工业化进程。这一点没什么可说的，从欧洲到美国再到日本，一直到今天的中国，都是这样。但中国城镇化进程，有一点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那就是“开放推动改革”，市场推着官家走。
注意到没有？1949红朝鼎立，和老毛子混的第一件事，都是搞了若干工业项目，之后包括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压榨农村供奉一个现代化兵工厂体系，其过程，也是一个城镇化小高潮。但这个小高潮混不了几年，就撑不下去了，我搬弄数据和案例，估计同志们都嫌烦，大家记住一点就可以了：红朝鼎立后的三十年工业化路线，实质上和历史上历朝历代官坊没有什么两样，普遍特征都是低效益高成本不可持续性。
即使在八十年代之后，当时官家面对农民进城的态度依然是严防死守。道理很简单：从粮油棉布鱼肉副食品，一直到房屋，都是定额配给制，城市哪有多余的东西去供奉外来泥腿子？！即使在1980年代初期容许农民在周边小城镇落户，第一条依然是自带口粮——潜台词是城市可没余粮供应这么多嘴巴。
城镇户口，背后就和包括粮油食品在内的诸多生活必需品捆绑在一起。从逻辑上说，只要官家不开口子，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几乎是农民转型市民的唯一途径，这也是八十年代中央不停下文件要各地搞乡镇企业的根源。结果呢？这政策非常糟糕，糟糕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到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有两大块，一个是地方财政被迫买单“普及义务九年教育”政策，一个就是地方财政烧钱搞乡镇企业大跃进。这两大块债务的根源，都在于政策二逼，地方九年义务普及教育，搞了一大堆学校，熟料没几年遭遇生源枯竭，农村大量学校又被迫合并；搞乡镇企业，结果几乎没几家混得下去的——江浙地区乡镇企业的兴旺是和城市人财物以及公共资源的便利密不可分的
乡镇企业，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中最红火的一个词眼，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消息了，这是历史遗迹……
但总的来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城镇化进程没有停歇，这不是官家筹划的结果，而是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必然。因为当时鼓励出口创汇搞外向型经济——这是学习亚洲四小龙好榜样，那么外资进来，就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麻烦，城市工厂工人基本都是大爷，小规模的工业投资，和当地劳动部门联络一下，搞点用工指标没问题，但随着外资建厂的规模越来越大，本地靠谱的劳动力肯定不够用。外资建厂开出的高薪，引发区域性大规模人口迁移，这种迁徙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民工潮”。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开始的时间点，应该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标志是困扰铁路二十年的“春运”高潮，就是从那时开始。大量农民工南下打工，第一需求就是吃饭，所以这又引发第二波粮油副食品市场化进程加速。
即使在1990年代初期，一个中国家庭的生活中，依然少不了粮油肉票之类的管制票证。但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升，外加广州等地的需求，导致粮油等生活消费品的政府管制变得不堪一击。这些票证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农民进城或者城镇居民外出，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基本不用考虑粮票之类玩意儿了。不是说，官家不想管制，譬如朱镕基在任时就想对粮食搞统购统销，但其实没用，因为这是逆大势而动，中央粮食管制政策最后养肥了粮食系统的无数硕鼠。甚至地方政府也想搞副食品管制，譬如90年初期，湖南省政府就曾封锁省境防止生猪卖到广东……，但还是没用，有钱赚，有人都愿意贩毒，别说贩卖点生猪。
到1996年之后，由于物价普降，当时学界和官家一片惊呼——中国经济进入过剩时代，其实就是大部分日常消费品都市场化了，市场经济特征就是价格波动调节供需，可怜中国人给计划经济爆菊三四十年，乍遇玉女敞开前庭，望着黑森林一片居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如果拂去妖魔化的灰尘，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城市经济曾经有过璀璨的一页，虽然是那么的短暂……
这么说吧，中国对外开放引来的无数外资，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原动力。而这一动力，在1993年分税制之后变得格外强烈，原因在于90年代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衰微，导致地方财政源泉的枯竭，与此同时，原有的要财源大头被中央财政攫取，地方政府几乎坐困愁城。而对于东南部沿海地区而言，由于有外来投资兴办项目，地方财政从税收抽头中还有所获益，所以较为滋润，但中西部地方财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简直惨到官不聊生。2001年我在北大读研时候认识河南一个县法院干部，他说他们县级财政在2000年惨到吃一顿300元的饭还要县委书记签字的地步，对比今日各地政府之豪奢，让人不禁感慨天上地下了。
当时地区财政差异如此之大，逼得各地方干得最起劲的一件事，就是招商引资，同时放开原有的城镇居民管制。因为国企反正大面积关停并转，你阻止农村资金向城镇流动，经济上简直死路一条。但在就业上，各地方城市政府依然有管制，针对外地人就业的诸多条例当时依然多如漫天星斗。不过这管制也没支撑多久，道理很简单，人财物流动性是一体化的，你阻止外来务工人员，那么经商人员也不会来，来了也肯定走，即使不走，他们也会朝你拍桌子。所以1998年堪称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标志年，因为那一年中国乡镇企业数目达到高峰，然后一直往下走。为何如此？因为包括乡镇企业在内中国农村的人财物，从那时开始，向城市流动了。
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为何不是城镇既有的私营资本势力，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原动力。答案也很简单，在2001年之前，中国城镇民营资本势力非常孱弱，譬如杭州的宗庆后，混到1999年时，也只是消化完几家杭州中小企业，工厂工人大部分都是城镇本地老职工。地方乡镇企业一般都是顶着集体企业“好帽子”，稍微混好点，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抄家充公，做大做强云云，在当时纯属扯淡。当时唯一有实力，也不能被官家欺负的势力，就是外资。其实很多所谓“外资”，都是中国本地人出去转一圈，混个港澳侨胞身份，再要不就是混个外国护照，反正回国后就是外资啦——洋大人在此百无禁忌
开发推着改革，是中国城镇化前二十年最基本的特征，也是近十年的根本特征和原动力。但近十年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显然跟之前二十年也有所不同，这个不同，我明天接着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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